【编者按】
在翁贝托·埃科的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中，莫利蒙多的尼科拉哀叹：“我们不再有古人的智慧，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对此，主人公威廉回答道：“比起他们来我们都是矮人，但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有时候能比他们看到更远的天地。”
从2001年到2015年，埃科多次受邀参加 “米兰艺术节”并根据当年的主题发表演讲，他的第一场也是最具持久影响力的演讲的题目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为起点，这位当代巨人探讨了他在写作中不断回归的主题：西方文化的根源和语言的起源、美与丑的本质、阴谋的力量、神秘的诱惑和艺术的不完美……这些文章融合了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流行文化，在他过世后集结成这本《米兰讲稿》。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令人不安的缪斯》，1916年，乔治·德·基里科，私人收藏
到现在为止，我对之前的几个话题，比如“绝对”“丑”和“火”，通过多媒介、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了讲解。但这次不太一样，今天的主题是“看不见”。那怎样才能看见“看不见”呢？
鉴于这种情况，我会讲讲我们看待那些有趣的非自然事物的方式。我们不谈自然物（比如树或人），而谈活在我们之中的、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当作真实存在的事物。因此今天的话题是小说人物，或者说是那些虚构的存在。
小说人物是被创造的，所以他们并不真实存在，而不存在就意味着看不见。之所以会这样，还因为他们不是用图像而是用文字表现的，作者甚至经常不费什么笔墨去描写他们的外貌。
然而，可以这么说，这些人物会脱离他们所属的小说，通过无数各种类型的图像“重生”。鉴于此，我今天会借助许多“看不见”的形象。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通过文本外的演绎，一些虚构的人物形象变得鲜活清晰。那么，对文本创造的人物来说，存在于文本之外意味着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巴兹尔·雷斯伯恩、葛丽泰·嘉宝和弗雷德里克·马奇，克拉伦斯·布朗导演，1935年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外貌，除了“漂亮”与“迷人”，托尔斯泰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现在我们来重读一下：
伏伦斯基……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
……
吉娣每次看见安娜，都爱慕她，想象她总是穿着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现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安娜不能穿紫色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装饰在她身上从来不引人注意。她身上那件钉着华丽花边的黑衣裳是不显眼的。这只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
……
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鬈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译文引自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四年。）
这些描述放在索菲亚·罗兰、妮可·基德曼、米歇尔·奥巴马或卡拉·布吕尼身上都可以。况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过多少个版本的卡列尼娜。
“看不见”没什么不好的。
一八六〇年，在乘船前往西西里与加里波第相会前，大仲马参观了位于马赛的伊夫堡。这里是他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在成为基督山伯爵前度过十四年牢狱生活的地方，法利亚神父曾来到这里的囚室看望他。在参观过程中，大仲马发现，基督山伯爵的牢房被展现在游客面前，导游也用介绍历史人物的口吻介绍邓蒂斯和法利亚。然而他们忘了，在这座城堡中，曾关押着真实的历史人物——米拉波。
《基督山伯爵》插画，20世纪，皮特·摩根，私人收藏
后来大仲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创造出杀死真实历史人物的人，是小说家的特权。因为历史人物让人只能想象，而小说人物却是有血有肉的。”
英伽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波兰哲学家、美学家）认为，从本体论的观点看，虚构的人物是悬而未决的，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他们的某些特质。而真实人物不一样，他们是完全确定的，我们可以断言他们之间所有细微的性格差别。我认为他说得不对。事实上，没人能罗列出一个个体的所有特质，因为他们是无限的；而虚构人物则不然，文本严格规定了他们的特质，而且只有那些在文本中提到的特质才对人设有重要意义。
说实话，我对曼佐尼《约婚夫妇》中的伦佐的了解，要甚于对我父亲的了解。有关我父亲的生活、他不为人知的想法、他隐藏的焦虑和未说出口的悲喜，我又知道多少呢？以至于我就像研究大仲马的历史学家一样，将永远对他亲爱的影子充满想象。与此相反，我知道有关伦佐的所有事。对我、曼佐尼和作为虚构人物的伦佐来说，那些作家不曾提及的东西并不重要。
果真如此吗？难道因为小说里讲的东西都是虚构的，不会进入现实世界，小说的断言便总是假的吗？但我们并不觉得小说在骗人，也不觉得荷马和塞万提斯在撒谎。其实在阅读中，我们和小说作者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作者假装在说真事，我们则假装严肃对待这一切，就像小孩运用不完美的虚构能力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由此，小说构建了一个“可能世界”，我们判断真假的标准不以现实为依据，而是以“可能世界”为根据。在这个世界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不住在匙河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不住在贝克街。
电影《福尔摩斯》重建的贝克街场景，克里斯伍德，斯托尔工作室，照片见于《伦敦新闻画报》，1921年8月6日
“可能世界”有很多。比如，在我的欲望的“可能世界”里，我会想象如果我和莎朗·斯通一起遭遇海难，漂流到波利尼西亚的一座荒岛上，会发生什么。每个“可能世界”都天生不完整，或者它会选择现实中的某些层面作为背景。在我的幻想中，如果我们真的一起漂流荒岛，岛上一定要有被棕榈树环绕的白沙滩，还有其他一些与现实对应的东西。
小说的世界从不会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相差太多。就连童话世界也是如此，小动物们——即使它们会说话——生活的丛林也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伦敦。假如华生想要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参观位于多瑙河畔、涅夫斯基大街街角的埃菲尔铁塔，我们会感觉很奇怪。当然了，小说作者也可以构建这样的世界，但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他还需要加入一些叙事技巧，比如引入时空错位的情境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归根结底，要想故事有趣味，那么埃菲尔铁塔最好还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暴风雨，被一头熊追下的安提戈努》，《冬天的故事》第二幕第三场插图，1790年，约瑟夫·莱特，私人收藏
不过有的时候，虚构世界会和现实世界大相径庭。例如，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把第二幕第三场设定在波希米亚海边的一处荒漠中。但在现实中，正如瑞士不可能有海水浴场，波希米亚也没有海滩。然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或者说我们仍然“假装”相信，在这个“可能世界”里，波希米亚就在海边。通常，认同“虚构协议”的读者，要么不难取悦，要么足够无知。
一旦确立了“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我们就得承认，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为真，和认为“希特勒死在柏林的地堡里”为真，并不是一回事。
然而，为什么如果有学生在历史试卷上写“希特勒是在科莫湖上被打死的”，我们会判他不及格，同样，如果他在文学试卷上写“安娜·卡列尼娜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一起逃到了西伯利亚”，也会不及格？
问题很容易就转向了逻辑学和符号学。承认“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为真，只是比承认“在现实世界里，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了卧轨自杀”为真更为迅速。因此，托尔斯泰和希特勒同属一个世界，而安娜和希特勒则不是。
在逻辑上，“安娜·卡列尼娜自杀”在从言模态上为真，“希特勒自杀”在从物模态上为真。换句话说，发生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的事和表达的所指无关，而和表达的能指有关。我们可以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是C小调（而不是像第六交响曲那样是F大调），以sol-sol-sol-mi开头”为真，这是根据乐谱作出的判断。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小说人物作出正确的断言。《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是一句哲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然而紧接着，后面就是一句事实性陈述——“奥勃朗斯基家中一团糟”。我们不需要问沃伦斯基家中是否真的一团糟，只需要知道，在一本名叫《安娜·卡列尼娜》的书中确实是用俄语这样写的。
但这种解答并不能使我们满意。比如一份乐谱（暂且不考虑它所暗含的无限的诠释问题），说到底是一系列指令，根据它产生声音，然后才有涉及第五交响曲的欣赏、审美以及感受问题。同样，《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文字，会让人先想到奥勃朗斯基家中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决定我们对某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判断。即使我们承认，小说开头写的“奥勃朗斯基家中一团糟”为真，我们仍无法确定他家里是否真的一团糟。更重要的是，这句话除了在托尔斯泰的世界里是真的，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为真仍然有待商榷。
《圣经·旧约》的第一篇是《创世记》，这是真的。但当我们说，亚伯拉罕要拿自己儿子献祭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以寓意、神秘主义和伦理的方式对此进行诠释），并没有参照希伯来文原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谈论该隐或亚伯拉罕时，其实并不知道有希伯来文原典。我们谈论的是《圣经》的所指而不是能指。所指可以通过其他文字、壁画或电影进行诠释，而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原典里。
我们能否对小说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向我们呈现人物所用的文字无关。你们许多人小时候都应该读过“金色阶梯”系列丛书，它是专门写给青少年的文学名著缩略本，书的作者都非常棒。这里面当然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想给孩子们概括它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困难。不过这套丛书里有《悲惨世界》和《弗拉卡斯上尉》。很多意大利人即使没看过原著，也都通过这些小书知道了冉·阿让和斯高纳克男爵。所以问题来了，小说人物是如何做到脱离构建他们的原文存在的呢？
希特勒和安娜·卡列尼娜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历史结论也像对小说人物那样遵循从言模态。学生在有关当代史的论文中会写：“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自杀身亡。”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但他们接受，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换句话说，除了依赖直接经验进行判断外（比如下雨），所有基于我的文化常识做出的判断，都来自一部“百科全书”中的信息。从中我知道了日地距离是多少，也知道希特勒死于柏林的一座地堡。我不需要判断真假，我相信书中的信息，因为我已经把关于太阳和希特勒的信息都“委托”给了学者专家。
此外，“百科全书”中的每个事实都可以被修正。抱着科学上的开放心态，我们准备好在某一天发现一份新解密的文件，告诉我们希特勒并没有死在地堡里，而是逃到了阿根廷；地堡中烧焦的尸体也不是他的，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俄罗斯人制造了他自杀的假象，而地堡甚至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即使有一张丘吉尔坐在地堡中的照片，也会有人不相信。但与此相反，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则是不争的事实。
《米兰讲稿》，[意]翁贝托·埃科著，文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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