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洪涛：现代性使我们置身于流动的集中营之中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黄月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一个政治学学者，要如何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他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这种由文学得出的结论，又在何种意义上与政治相关？文学和政治的领域看似遥远，但在《文学三篇》一书中，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涛以《格列佛游记》、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为对象，探讨了一系列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他看来，这些文学作品尽管来自想象，却与人们的现实处境发生着紧密关联，因为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意味着现代个体的诞生，这启发着我们思考当下个体的存在。

28日，洪涛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卫翔、张闳围绕着“个体的纪念碑：现代小说的政治哲学寓言”这一主题，探讨了文学、哲学、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关联。他在活动中提到，通过这本书，他更想回应的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并不只是把很多便利带入生活，它同时使我们置身于一个流动的集中营之中，我们好像是自由的，却时时刻刻在受到无形的技术管控，这是现代性最可悲的一面。作为研究政治学的学者，我应该把这一面告诉普通民众。”

现代世界产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在历史上，想象曾经是社会的主导性思维，被视作古典哲学的核心。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想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旨在不同的感觉、印象之间建立意义的关联，使个体能够彼此联系，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人类”的意识也是由此诞生的。这直接关联到政治的建立，古典政治是文学政治，希腊人在广场上吟诵《荷马史诗》，中国古代的礼乐政治都是如此。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古人都是诗人，擅长类比，从《诗经》里能明显看到这一点。

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发生了转变。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人们提出了新的观点：不同于以想象为核心的古代科学，现代科学是为了探讨真实情况。霍布斯认为，理智是对事实要素和逻辑要素进行加减乘除，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例如，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明，月亮不再是想象的对象，而成为了事实。洪涛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推翻古人的各种想象，“现代世界在根本意义上是产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

想象是自由的心灵活动，可以将感官所接收到的印象自由再现，建立意义的关联，而理智的核心是分析和区分，所以理智不承认想象的合法地位。今天的现代科学中没有想象的位置，比如在当下的科研体制中，文学创作属于想象，而不属于理智活动，并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因此，今天的文学是私人化的，想象也是私人化的，并不参与对公共世界的营建当中。

但这意味着现代比古代进步吗？洪涛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他指出，现代人的世界观建立于无数孤立的原子之上，所有个体之间都是虚空，不再有意义的关联。因此，摆在现代人面前的问题是：这些彼此外在的个体应当如何联合？对此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答案：一个来自于自然科学，牛顿力学指出，个体自身内部或者本性所发出的引力和斥力，导致了世界的分与合；另一个回答是社会层面的，由霍布斯提出，即依赖于个体的理智，通过利害的精确计算最终达成共识，彼此缔约。洪涛指出，后者恰恰为现代极权主义埋下了种子，因为这种联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个体性，用理智手段建立所谓人为的秩序，这正是20-21世纪的真实状况。

文学不是治愈，文学是反治愈

在张闳看来，现代社会中的理智还存在另一个面向，那就是疯狂。以《狂人日记》为例，现代中国个体最初的诞生就是以疯狂的方式，也就是说，理性是通过疯狂得以建立的，“如果现代性是个体的寓言，那么它也是疯狂的寓言。”

洪涛认为，在古典世界中，政治就是疯狂的活动，因为政治的本质是人的激情，而文学恰恰是治疗疯狂的药，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和诗人都在疗治这个世界的疯狂状态，这种努力在现代世界不再可见，因为想象被否定了，“当下的政治家只考虑谁更厉害，怎么更厉害，这样世界就只能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

张闳指出，沿着《狂人日记》的思路，被治愈反而是可怕的状态。现代社会中，连疯狂都变得不再可能，有非常多的临床技术试图治疗疯狂，疯狂成了不断被挤压、禁锢和消除的对象。疯狂遭到污名化，有抑郁症的人不愿表现出来，人们不再像波德莱尔那样赞美异质性，“如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瑜伽、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等等方式都在努力使人们同质化，变得正常。”

在张闳看来，文学中反而存在着寻找疯狂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人的想象力，那种破碎的、不断瓦解和颠覆秩序的想象。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他要寻找疾病，寻找疯狂，用头撞理性的高墙，其实就是在寻找对话语秩序的偏离和颠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不是治愈，文学是反治愈，甚至文学就是疾病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核杆菌。”

故事终结，人继续做梦

回到叙事层面，张闳指出，小说也存在着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古典时代的故事往往是想象的产物，是遥远的、不在场的，一般都是第三人称，谁都可以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现代小说确立了叙事人的主体地位，谁来讲故事、出于怎样的个体视角变得重要——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最后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就是通过对故事引出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这是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的根本性差别。

进一步，张闳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个体的思想和表达自由又几乎变得没有可能，在小说领域，故事似乎走向了终结。在他看来，故事必须是分离的、可想象的，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激发故事和文学的重要前提，“今天已经没有什么远方了，你再躲到没有人的孤岛上，GPS也能发现你，你干什么事情都有人知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终结导向了个体的终结，“因为没有秘密了，即使是无意识，精神分析也能分析得很清楚。”从宏观世界到无意识世界，都被一种技术分析的意识形态完全打开，“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体现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张闳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就是关于叙事终结的寓言，常常忽然结束，就像没有写完，“技术上而言，他的世界是无法完成的，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比如无法靠近的城堡。”他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反向的成长小说，是个体的人不断经历精神蜕变，最后走向消失，这是现代人的经验。

徐卫翔将这种个体状态形容为“整体破碎后的个体”，原本位于整体中的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整体，而是整体中的某一个碎片，于是想尽各种方式回到整体，把碎片补回去，但不论是所谓的消灭个体，还是把自己硬塞回去，都难以实现。

洪涛也指出，这种个体状态对个人而言是很难承受的，现代人被破除掉信仰以后，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信仰，这就像是现代性的诅咒，人在世界上永远是异乡人的状态。他认为这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每一个个体都被迫独立地面对个体问题，但同时个体又失去了古典的根基，没有解决问题的资源，最后往往只能选择逃避。洪涛引用鲁迅的思考指出，鲁迅意识到这样一种绝望的困境，并且诚实地讲了出来，“究竟梦境是真，还是醒了是真，他也没有办法回答。”现代人已经醒过来，梦境已经破掉，回不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创造，在他看来，现代人能走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把梦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