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谈技术政体与现代个体的消亡

洪涛（章静绘）

“以隐秘方式介入隐秘的私人生活领域，是现代权力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学三篇》，247页，下同）。在当今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治理和私人领域的守护之间如何平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教授在其新著《文学三篇》中，通过对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小说的分析，描绘了现代国家机器如何壮大、作为现代个体的“人”如何衰亡的过程，书的最后呼吁：“救救人！”洪涛的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文学三篇》延续了斯威夫特等人以文学方式从事政治写作和思考的传统。《上海书评》就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现代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技术政体（technocracy）的影响等问题采访了洪涛。

是什么促使你从个人的阅读兴趣转向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小说？你对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小说的分析和完成于2015年至2021年间，这段时间，全球现实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各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局部战争带来的难民潮、全球新冠疫情等），这些事件是否也影响了你的观察？

洪涛：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的。但在投身科学研究之后，我却不断被告知，至少现代科学不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因为没有什么整全的“真理”，即便有，也是或者不值得被认识，或者不可能被认识。

当然，求“真”迄今还依然被认为是科学研究有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一个本质特征，只不过“真”被大大缩减了，它只意味着：一、逻辑之“真”，即在主观设定的前提下的推理的合逻辑性；二、事实之“真”，即在特定旨趣下所呈现的事实性“真相”。文学和艺术创作与这两种“真”无缘。

现代政治学在总体上属于社会科学，被认为“正当”的研究是：一、界定事实，寻求事实之间的关系（尤其因果关系），即所谓“实证研究”。二、界定观念，寻求观念与观念、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所谓“思想史研究”。

不过，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两大危机：一、信念危机，二、事实危机。

信念危机是讲，科学不能解决信念问题，信念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在现实中的斗争。以下主要讲事实危机。

事实泛滥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当然得归功于记录、保存事实（确切地说，碎片化事实）的技术的突飞猛进。今天的“世界”，不是在比喻意义上，而是在实际意义上，正在成为一个“舞台”，一个“录音棚”，一个“录影棚”。每个人，无论是否意识到，都成了“演员”：总有人在观看他。

但是，这又是一个事实对普通人闭合的世界。诸如望远镜、显微镜等新型传感器的出现，人意识到他的自然能力的“无能”，这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开端。今天，人造传感器早就“超视矩”“超感知”了，这意味着什么？作为其前提的超感空间即所谓第五维空间或电磁空间的存在。对此类“事实”，人无法通过自然感官获知，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对人发生作用。今天，掌控高科技的人类一小撮，不仅能“感知”这样的空间，而且能在此空间中进行生产、制作乃至于从事对他人的征服活动，而只能置身于四维时空中的自然人，则处于被探测、被干扰、被影响甚至被伤害之中，却无法对此有一种自然的感知。这就是所谓事实危机。

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内在机理缺乏科学认识，故以“神”名之。他们编了许多故事，努力使之得到理解，这些故事就是神话。科学进步驱逐了神话。不过，当今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又迎回了神话。因为，科学创造了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普通人生活、却又无法为他们的常识所“感知”的“事实”，于是，至少对他们来说，“神”再度出现了。

事实危机是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形成的。技术统治使政治日益神秘化。关于事实的信息，看起来铺天盖地，却可能仅仅为了掩盖真相。数字时代，人们对掌控普通人命运的权力者的信息，比纸媒时代更难获得。相反，“世界空间”布满了传感器，普通人的感性生活化作无数数据，被永恒存储。这是多么荒诞的一种现代“不朽”啊！被存储的数据愈多，生活愈虚幻，愈无安全感。无权者生活透明，有权者获得了古各斯之戒。

讲“拿出事实来”，在这个时代不必意味着对真理的尊重，相反，可能是对权力者的保护。普通人是拿不出有关电波武器、神经武器、生化武器的“事实”的，他们无法以举出事实的方式揭示事关他们生活甚至生命的“真相”。

古人以虚构的方式，用神话、故事，非科学地接近自然现象背后的“真相”，以期获得某种理解。“真相”未必不能获得，因为，万物相感，人性相通。亚里士多德的人为制作的诗，比关乎事实的历史更为“真实”的论断，也未必不科学。当一种政治全然是黑暗的、不透光的，人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政治，这一“认为”看起来不够“实证”，却属于一种诗性真实。黑暗哪怕是纯粹的虚空，人们也惧怕它，这合乎常识。现代政治的权力制衡、公开原则，都与这一“认识”相关。

现代小说家是诗人的后裔，为他们所制作的虚构故事，与诗一样，揭示了可能性。在信奉只要“能”就可以“为”的现代世界，“可能性”与“事实”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稍稍了解一点实证研究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有时，实例、数据的充斥，只是为了远离事实，甚至为了摒蔽事实。数据、公式成为一种门槛，将普通人排斥在外，使之丧失了解真相的资格。是的，小说家为普通人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这里没有为他们所难以接近的“事实”，却又无比接近“事实”。让科学人用“事实”来掩盖“事实”吧！让藏身于五维时空的技术-政治人为所欲为吧！普通人只需要获得虚构，他们就不难想象那些隐身于幕后的无面目者会做些什么。

至少从2015年起，一个隐形的、其“事实”难以为普通人所察觉的“察-打”一体系统业已成形并付诸运作。这是现代权力结合现代科技的“伟大”成就，旨在以科技手段对人进行全控制。眼下它还只能控制有限的人，但不难想象，它很快将覆盖所有个体及其生活的所有方面。难道这不是一幅令人惊恐的前景吗——倘若还有一些自然人的感受的话？

在我对小说的有限阅读中，我发现，对今天这一幕，小说家们似乎早有预感，至少在我所讨论的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中。是的，虚构揭示了事实！

这些年，一种趋势在日趋明朗：启蒙理想——平等、民主、博爱、大同——在迅速褪色，相反，权力在高科技赋能下迅速强化对人的控制。这一趋势尽管并未超出现代国家的内在逻辑，并未超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谋求对自然和人的全面控制——，在这些年中能够甩掉各种制约因素，政治的科学化起了推波助澜或共谋的作用。这不只是一个关乎科学人的主观取向的问题，而且与现代科学的本质密切相关：科学被认为只能提供控制、支配的工具或手段，而对价值——譬如，人为什么应该具有自主性，不应被随心所欲地掌控、操纵——无能为力。还是让我们求诸非科学的小说吧。它可以直抵真相——不必担心无“实证”的指责；它可以满含对个体之人的关怀、悲悯——不必担心价值不够中立。

政治的“科学化”，是使政治更接近真理吗？“科学”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外，而“政治”原本是要听所有人意见的。什么东西“好”，每个人自己最有资格判断。没有一个人比那个人自己更爱他自己，没有一个人比他自己对他的痛苦有更真切的感受。这个道理不难明白。

政治原本不需要太多高妙、精巧的话语。“救命”，谁都能明白；用拉丁语喊，大家就不大明白了，于是，就成了科学。

你在本书序言《小说与个体》中认为，小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现象，它见证了现代个体的诞生、探索和消亡的过程。现代个体的时代始于何时？作为过渡的个体存在期有多长？

洪涛：个体的觉醒，或个体概念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达到了如下认识：一切个体共享天赋人性——此即类意识的诞生；人就其本性而言是平等的。该认识导向了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既作为类存在物，其自我完成又离不开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前现代的个体主要是哲学或宗教式的，多生活于社会边缘。现代个体的诞生，是在现代国家形成之际。现代国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解体，欧洲约始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在中国元、明之际，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已出现了非哲学性、非宗教性个体，中国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个体社会则是在族权、神权、夫权被基本瓦解之后的二十世纪的事了。

现代个体既是轴心传统解体的产物，又是轴心传统的某种遗存，所以内含张力，有自我瓦解的成分。当代政、经制度基本还是以个体为基础的，但“个体”始终面临来自自身的和外在的威胁。十九世纪某些个体论哲学认为现代个体是古典“个体”概念剔除了形而上的“类意识”的产物，这多少已动摇了“个体”的根基。外来威胁主要来自现代科技。当技术能侵入个体这一原本被认为是封闭的、不可分的核心，使“个体”这一“原子”或“原子核”被洞穿，不再能维持其作为不可分之最小单位的身份，那么，作为现代个体的两大支柱——自主与责任——，也就垮塌了。

现代进程的本质，一言以蔽之，以人为化自然。人的自然即人性，是最后一个要化的对象了。

今天的权力精英竭尽全力推动所谓科技进步，他们很明白，这里蕴含了巨大的权力利益。只要这一进程无法被阻止，个体的解体是迟早的事。还要有多久他们会完全得手？无法预测。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得看今天那些被秘密权力者秘密当作实验对象的人，能够在“人”这个阵地上坚守多久。

鲁迅认为“个体问题不应以政治的方式来求得解决”（140页），那么个体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洪涛：对个体问题之非政治性，古典时代已有所认识。哲学、宗教、艺术是古人解决个体问题的三种主要方式。现代国家的首要目的，是维护个体的完整性，这是个体解决个体问题的重要条件。在个体对自身问题的解决上，国家无法越俎代庖。

现代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倾向，是通过对个体的全控制即彻底剥夺其自然自由，来解决作为对个体完整性之威胁的自然状态问题。公共卫生安全只是引发全控制诸多方面中的一个。

只要以为个体唯有借助国家的手段，来解决个体之间的冲突问题，甚至解决个体自身的问题，就无法避免国家的由“假”变“真”、个体的由“真”变“假”。手段唯有被当作目的，才是最好的手段，这导致了手段的反客为主。

以技术统治实现对人的全控制，即便能解决安全和和平问题，也不应是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人与人之间的危险消除之道，不应是把彼此都关进监狱，或使社会成为一座超级监狱，而应通过在人与人之间发展平等关系、形成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以及培养彼此之间的友爱来实现。

今天，至关重要的是，要警惕那些在已经被高度隔离了的人与人之间进行离间、挑拨、毁谤、煽动仇恨的黑暗势力；那些借各种名义对人进行秘密操控的高科技暴力，应立即停止！

现代国家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渊源是什么？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在二十世纪现身的极权统治何以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477页）？

洪涛：科技进步拉动了其他所有方面的变化，是现代进步观的核心与基础。

今天，国家与科技“共命运”，科技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要素。近代以来中国精英的最大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什么“落后”？科技。

战争对现代国家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火器在战争中的大规范使用，极大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形成：譬如，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更高要求；制造业、城市经济、市民阶层在国家中地位的提高；以财政官员、技术工匠和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官僚组织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倾向于对外扩张的积极进攻而非消极防守的国家战略。

科技的根本推动力，不是博爱，不是和平，不是人类团结，而是权力欲。军工、监控设备的发展，总是遥遥领先于治病救人的医学和药学。医疗资源的短缺，医疗技术进步的迟缓——旧病依然不治，新症又层出不穷——，多少揭示了现代科技进步的真相。

现代科技进步要有巨额资金，要有系统配套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所以只能掌握在“政—经—文教”精英集团手里。科技首先是为他们赋能的，所以，精英爱科技，崇拜科技。

科技本身不提供科技之被运用的“正当原则”，是“价值中立”的，价值由科技的掌控者决定。然而，现代精英又爱“进步”、反“保守”。当他们拿着高科技对付人时，批评他们“无人性”“伤天害理”，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他们那里，“人性”“天”“理”随时代而变，而每个时代的“理”，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统治精英。所以，他们掌握了“力”，也掌握了“理”。这不难解释，何以在短短若干年间，社会变成了一个集监视、定位、测量、打击于一体的传感空间，一座巨大无外的人间监狱。普通人为生计而奋斗，在不知不觉中——必然地——“闯入”其中，置身于一小撮人的瞄准镜里，成了靶子。

极权统治的臭名昭著，应该与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洗与屠杀有关。当然，这是极权统治的“不成熟”。后来的极权统治未必要以一种明显的、令人发指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完全可以以一种让人有更大安全感、秩序感的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高科技赋能下的极权统治，应该具有隐身术了。

在现代国家对古典世界崩塌而散落下来的个体进行拼装的过程中，“某种类型的保守立场出现了，但不管怎么样，保守离不开个体性”（91页）。考虑到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变迁和挑战，如何理解保守主义的现实意义？

洪涛：“保守主义”一词容易发生误解。保守主义有政治保守主义、礼俗（道德）保守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文化（哲学）保守主义等不同类型。政治保守主义通常反对将尊重无差别地给予每一个人，认为应该基于人的德性，故而在政治上主张贤能制，即主张实际上的贵族制或寡头制（既然出身有权、有钱家庭的人总体显得更贤能）。礼俗（道德）保守主义是早期保守主义的常见类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主张礼俗（道德）保守主义一定得同时掌控舆论，否则被反问何以不将缠足、女性幽居等等一起保守下来，就不太好回答。这两种保守主义通常需要权力加持，也反过来投桃报李：在近二十年来，它们为权力的全控制、为秘密伤害，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口实。

我所讲的“保守态度”主要是文化上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这样来界定：主张轴心时代之哲学奠基对一切时代的人的自我理解是普遍有效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主张过去的就好——不同于礼俗（道德）保守主义，而是说，对人的自我理解来说，有永恒、不变的根基性东西，这些东西在过去的某个时代被认识到了。

现代思想的主流是主张一切观念皆随社会变迁而嬗变，每一时代的人，得自行建立他们的迥然不同于过去的生活原则，这个想法其实非常激进。尼采式的保守主义是政治性的，在文化上，则是一种激进主义。

“个体”概念的过渡性，与这种对观念的历史主义理解有关。所谓“保守态度”，就是意识到“个体”之坚守、之维持有赖于轴心时代哲学突破所奠基的“类意识”，有赖于诸如人、人性之类形而上观念。没有“性相近”的想象，阿伦特的以“空间”建构“人性”也是无法想象的。

阿伦特和卢梭都认为“人性”最能见诸未经高度教化的普通民众、而非教化深厚的上层人士身上（106页）。现在国内流行文化中常赋予作品中的上层人士更多美德，服务的是需要把自己“代入”这些角色的读者。这种转变反映了现在读者怎样的变化？

洪涛：国内当代畅销小说我读得很少，对其中的精英形象以及当前读者口味的变化不甚了解。精英被赋予更多美德，是一种社会常态，毕竟精英文化的创造权掌握在他们手里。革命后社会“右”转是常态，毕竟精英掌控着政、经、文大权，操纵善、恶的评价，他们不大愿意承认他们这些高智商者、斗战胜者，与被他们抓来斗且必然斗败的人是平等的，也不算不正常。在右翼（精英汇聚之处）眼里，启蒙理想是可笑的，出自无能者、弱者对强者的嫉恨。

自古精英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精英，一种是自然精英。社会精英是什么，大家都懂。自然精英，我想是指那些有宽广视野和开阔心胸、充满慈悲和仁慈之心的人，他们不会以为凭借某些偶然天赋，或依某些特定社会标准，就可以在殊异个体间，区分出本质上的尊卑、高下，更不会因为斗战胜人就自以为高人一等或几等。自然精英不自以为高，所以看不出是精英。

今天的普通民众不普通，因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无固定人性、科技进步是人类或历史的目的、斗战胜人者是精英之类的现代观念，也是活到老、规训到老从而“人性”的自然声音极弱的专业人才。保持质朴“人性”的普通民众不好找，这是教育普及的一个成果。在网络业已覆盖至最偏远、偏僻之地区，上至垂老、下至稚子的时代，精英是有足够的机会来操纵普通民众的情感、甚至脸色，以给被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的——这样，被精英视作“废物”的普通民众也得到了利用，发挥了斗争工具的作用——，当然，世界也就再难找到一块质朴之地，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善意，大概也成了珍稀之物。现代教育增长了人的理智，败坏了人的自然情性。

今天，在一些所谓落后地区，还多少能感受到素朴人性的存在。朴野之人没有智慧到如文明人那样，派人上网赞美他们还有人性。人性没什么好赞美的，只要是人，原本都应该有。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自然情感，古今一也，中外一也，卑之无甚高论。孟子讲，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在这里无法区分出一个尊卑高下。

作家笔下的普通民众，多少是有点理想化的，用于反衬文明人的所谓文明。如果说，下层人比上层人士保留了更多的人性，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斗战才智不够高。孔子早已指出，才智与人性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道家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荀子于先秦思想家中最推崇才智，所以贬低人性最甚，政治上也最主张贤能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将人性分等的说法，是因为他们所讲的“人性”，核心是智慧，智慧可以分等。

现代社会是理智型的，一切社会机制都在使理智见长者脱颖而出，所以精英是智力或理智精英。以理智见长的精英，轻视与愚者共有的人性，并不奇怪。

现代人崇拜才智、崇拜能干、崇拜厉害。在靠才智才能脱颖而出的社会，仁慈、同情、善良，不但无用，而且有害，是弱点和缺陷，被认为是“弱者”才有的特点。

理智人好斗，因为理智擅长区分和对立。霍布斯的那些只要遭遇、就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的自然人，卢梭说其实是理智发达的文明人。现代的理智精英认为，人性是不定的，有阶级性，或有文明性，于是，原本“相近”的人性又“相远”了，可以分敌我、尊卑，可以斗争了。那些年，有人提倡普遍人性，就受到批判。可见，极“左”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思潮。

文明人长于理智，处处算计，处处斗，于是，不得不呼唤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利维坦”，以维持斗而不破之局。这也算是一种报应。

在奥威尔看来，自由主义在还没完成之前便已夭折（417页）。考虑到这一观点的背景，你认为这一预言在今天看是否准确？这对我们理解自由主义的未来有何启示？

洪涛：奥威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是英国警察眼里的危险的“左翼分子”。社会主义者不否认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即个体的自主发展——，但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比自由主义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理想。所以，右翼分子是一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当作自由主义来反对的。

奥威尔的预言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首先，今天的技术统治较《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以自主性为核心的启蒙理想，业已成为一种不再有吸引力的老生常谈；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权力欲。

奥威尔当然不愿相信这是一种必然。预言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使所预言者不能成真。但是，推动totalitarianism出现的因素是真实存在的。

我读了一些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感到在他们心中有一种失落感。自由主义者认同霍布斯所主张的人性，把自由视作一种斗战的自由，因为，彼此之间不再有内在关联的孤立个体，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孤子”，置身于四战之地成为其本质的处境，当然，自由主义者说：斗战得符合一个条件——法治。自由主义社会好比一个拳击台，法官是裁判。令自由主义者感到尴尬的是——今天，他们已不得不承认——，斗战胜者，往往是那些怀疑或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之人，这些人因为这个斗局更有利于他们，以至于他们也摆出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架式。

其实，能不能斗战胜，不只是一个能力问题，也涉及性情和意愿，涉及文化传统。这个道理，凡有过竞技性拳击训练经验的人都不难明白。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自视为“职业拳手”——霍布斯的人性概念是成问题的——，自视为“职业拳手”者也不必具有自由主义者的品格：“兵不厌诈”，对未来可能发动攻击的对象，长期潜伏、秘密布局、挖坑设陷、策反卧底、埋名隐身，时机一到，秘密发起“自由主义之斗”，胜负当然早已决定。

一个自由社会未必是一座费厄泼赖的拳击台，而可能是一个反复上演着虎狼猎食鹿羊的丛林。鹿、羊之类的食草兽被斗怕了，于是呼唤totalitarianism。

所以，自由主义的夭折，totalitarianism的兴起，至少有自由主义自身的部分原因：愈主张个体自由，愈不得不迫切呼唤凌驾于个体与集团之上的“利维坦”的降临。

Totalitarianism是一个共同的现代问题（292页）。国家理论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现代国家在治理结构、法治、民主和人权保护等方面发展了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机制。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有能力使现代国家在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从而避免滑入的totalitarianism的极端情况？

洪涛：向totalitarianism的发展，可以被视作现代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当然，不是全部。

今天，一方面，问题中所说的“等方面”还远未得到充分落实，另一方面，刚踏入二十一世纪，又出现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选择——技术统治。跟建立“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机制”相比，技术统治便利得多。前者要有观念和文化作为基础，要有政治智慧，要反复试错，要有机遇和契机。后者只需要通过技术管住即可。霍布斯告诉我们，“自然状态”的根源是人的自然自由（自然权利），可以推论，铲除“自然状态”的最简单办法，是人彻底交出其自然自由。霍布斯四百年后，技术进步使人彻底交出自然自由成为可能。不必用一种“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机制”，而是以技术对所有人进行全控制，剥夺其自然自由，从而彻底铲除“自然状态”的根源。“技术统治”是一条捷径，所以，诱惑力巨大。

国家能力愈强，权力愈集中，就愈易——应该说是必然——成为围猎的对象。劫夺国家是一本万利的事。问题中说“是否意味着人类有能力使现代国家在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哪里有“人类”？有的只是试图劫夺国家的这个集团、那个集团，以及既渴望安全和秩序、又渴望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的与权力无争的散沙一般的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被明面上的国家之“网”捆住了手脚，暗中的“强者”便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将普通民众摒弃于治权之外，加剧了“国家”的被劫持状况，“国家”无异于站在“强者”一边，成为他们的保护伞，成为他们欺负普通民众的工具。当然，隐身于“国家”之伞之下的“强者”早与“国家”水乳交合了。这的确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国家是“强者”（统治者）统治“弱者”（被统治者）的工具。

书中说，《一九八四》也可作为一种“爱情”小说来解读，老大哥在“看”着你是因为老大哥在强势地“爱”着你。古代僭主们已经意识到，爱欲控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313页)。因为爱欲会产生主人意识。现代社会中无性、不婚现象的增加以及爱欲逐渐变淡的趋势，与技术政体的发展是否有关呢？

洪涛：僭主的爱欲控制，即否定他人的个体性，使他人无法自“是”，使他人成为“他者”，倒不是为了反个体，而是其自身个体性的一种极端伸张。古人视僭主为具有强大爱欲之人，只不过他们不是爱他人，而是要让所有他人爱自己。

垄断他人的爱欲，使之唯一地聚焦于某个神、某个人，在古今宗教和政治中都不罕见。控制人的爱欲的方法有：造神运动、掌控名利、操纵舆论、建立恐怖。这些办法在《一九八四》中都被运用了。

无性、不婚现象的增长，应该有多方面原因。男女平等是其一。现代女性不再将为人妻、为人母作为自己的唯一生活之道。住房、教育愈来愈高的成本，也是原因之一。家庭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变化，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如果以父权制家庭为家庭的本质，那么在现代社会，家庭实际上已经解体了。父权制家庭的首要功能是繁衍后代。今人成家，生育后代大概不是主要——至少不是唯一——目的了。

性、婚姻与技术政体的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来认识。中国法家早就发现，国与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国向家争夺其子女之爱。法家爱国，所以反儒家，反后者所主张的孝道。现代父权制家庭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夺子女之爱的失败。人首先是国家的个体，而不是家庭的一员。

现代家庭还有两项职能：一、生、养后代的“经济”职能；二、夫妻作为友伴的共同生活的职能。生、养既然已经丧失了伦理、教育意义，友伴既然不必以家庭为基本形式，所以，无性、不婚现象的增加就不难理解了。

现代规训也籍由作用于人的爱欲产生效果。在典型的规训机构——修道院、军队、学校、工厂、监狱——中，爱欲都受到管控。这种管控不但是外在的、身体上的，也是内在的、心理上的。今天已经能够以高科技手段对人的生理进行远程干预甚至操纵，则对爱欲的影响更大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个体的“避风港”——想象性写作吧。的确有一些人受到卡夫卡的影响，过起白天上班、晚上写小说的双面生活。这里不得不提到2020年ChatGPT-3发布后，AI与人类作家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写作需求？假如你想写小说的话，你会写什么样的故事？

洪涛：我幸好生得早。小时候，一枝笔、一页纸都弥足珍贵。在我所活着的这半辈子里，纸、笔一直是在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现代世界之外的圣·皮埃尔岛，尽管最近十年以来，已经不存在在电波武器等降维打击之外的“世外桃源”了。

今天，据说已经GhatGPT-3了，据说已经AI了，但我想我已经到了不必赶时髦的年龄了。韦伯告诉我们，在这个现代世界，再怎么追赶时尚，也免不了被抛下永恒向前的列车的命运。

与AI合作是不是在自掘坟墓？有人说，你不掘，别人掘，所以，为了领先，还得掘，而且要掘得更快、更深。我自觉能力有限，做不了很多事。我所想要的，只是一张安静的书桌，读、写我自己想读、写的。